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红鸟硕士班的同学在一起讨论。新华社发
由南方科技大学海洋高等研究院等机构开展的“深蓝智能i3航次”科考试验。新华社发
由南方科技大学海洋高等研究院等机构开展的“深蓝智能i3航次”科考试验。新华社发
【编者按】
以“小而精”“高起点”“国际化”为特色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近年来竞相涌现，正成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创新效能的一股新生力量。新型研究型大学到底“新”在哪里？未来又将向何处去？鉴此，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华南师范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专家组成联合调研组，通过实地观察、师生访谈等方式对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进行了综合调研，系统梳理了其所展现出的鲜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融合创新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湖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刚入学不久的本科生正在借助世界尖端科研设备，探索生命科学的未知奥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以下简称“港科大〔广州〕”），15名大二在读本科生自发组建团队，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凭借亮眼表现斩获金牌；南方科技大学为大一新生开设了《人工智能与应用》通识课程，从不同学科维度拆解AI技术应用场景，在思维碰撞中逐步提升学生的跨学科认知与实践能力……
当下，新型研究型大学竞相涌现。这些大学打破了传统边界，不断推动高等教育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创造”转型发展，正成为牵引新一轮高等教育变革的“新引擎”。
育人模式创新：瞄准“复合型创新人才”
虽然父母更倾向于让儿子去一所“传统”重点大学，但高考一结束，黄宏达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南方科技大学。两年过后，黄宏达更加明确了这就是自己想要读的大学——多元评价机制、书院制与导师制结合培养人才、推行去行政化保障“教授治学”……细数学校一桩桩新举措，都令他既满意又收获满满。
黄宏达也在学校灵活的培养体系下，找到了感兴趣的学习方向。“学校很早就开始实施弹性学制，境外交流获得的学分也可认定。”他参加了国外交流项目并收获不少新体验，“提前或延迟毕业，起初让我很迷茫，因为大家习惯了按部就班拿学分毕业。但现在，我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安心去参加国外交换项目或到大厂实习，不再被固有的时间框架束缚。”
调研发现，南方科技大学跳出了传统“标准化专业人才”培养的窠臼，把培养目标锁定为“复合型创新人才”：既有坚实专业根基与广博学科视野，又具备审辩思维、系统整合能力和终身学习的韧性；既能解决复杂问题、拥有创新创业精神，还应厚植家国情怀、具备全球胜任力。系统设计与智能制造学院便是其中典型，采用项目引导式教学评价取代传统考试评价：学生组建团队并在真实问题场景中学习、设计与思考，形成知识与能力并行发展的成长曲线；教师团队共同制定评估标准，每周围绕教学与项目进行共创研讨，使教学成为持续思考和知识更新的过程。
这种多元化的成长路径，正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育人模式的一大亮点——不仅打破了传统“标准化专业人才”的培养框架，还通过小班教学、完全学分制和弹性修业路径，构建特色培养体系。这种模式不仅让学生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够不断提升能力，还为他们在学术、创新和就业上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南方科技大学已连续4年在Emerging全球大学就业力排行榜中位列内地高校第8位；在麦可思研究统计的2024届本科生升学、就业数据中，上海科技大学更以84.3%的深造率位列全国高校首位；港科大（广州）首届“红鸟项目”硕士毕业生中，近六成选择赴境内外一流高校继续深造，其余多数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中孵化出的十余家初创企业已渐具规模。学生与家长、市场与行业，正在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育人革新“盖章认证”。
组织架构变革：从传统院系到弹性组织
假期与高中同学聚会时，大家会各自分享就读于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感受。而就读于港科大（广州）的本科生徐画常常不知从何开口——他所就读的学校，既没有传统的学院，也没有专业，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枢纽（Hub）—学域（Thrust）”结构。这就像一台和别人不一样的“操作系统”，让徐画每次都得解释半天。
而这，恰恰是港科大（广州）校长倪明选引以为豪的地方。“用‘枢纽’和‘学域’取代传统的‘学院’和‘学系’学术架构，可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新兴学科和前沿学科发展，这在全球高等教育界是一项创新举措。”据倪明选介绍，学校在本科阶段施行“2+2”的通识专业融合制度，学生在前两年没有专业，也没有完全固定的课程计划。取而代之的是学校推出自由选择的“课程知识模块超市”——把学科、专业课程统统切成最小知识单元，使学生能够根据兴趣和职业发展需求，像拼乐高一样，在一对一导师的指导下自由组合“学习套餐”。
这种看似“另类”的架构，却带来了全新的学习体验。徐画选择主修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专业，却因大一修读的生物学课程，对合成生物学产生了兴趣，并有机会参加全球最大的合成生物学竞赛——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
“一开始抱着体验的心态去尝试，没想到最后能站到国际舞台上。”徐画回忆，尽管竞赛以生物学为核心，但需要的远不仅是该学科知识——数学建模、社会调研、科普推广和网站搭建等多领域能力，都涵盖其中。“学校的灵活人才培养模式，让我与团队获得了各个学域的老师和学长学姐指导，能较为便捷地跨专业学习知识并获取资源。”徐画兴奋地说，“我们的项目立足于真实存在的环境问题，不仅获得了年度金牌，也有可能在未来落地！”
这种教育链与产业链的紧密联通，正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另一大优势。调研组看到，距离校园不远处，就是港科大（广州）的产学研用创新区。该创新区以AI技术策源核、产教科教融合创新园、粤港澳青创示范园、数字化未来产业孵化园组成“一核三园”的建设架构，主要面向人工智能、新材料、微电子、生物医药和智能制造等领域，与学校的4大枢纽、16个学域高度呼应。学校师生做出的科研成果，一旦具有产业化的市场价值，创新区就能马上对接，并提供后续的落地辅导。
新型研究型大学逐渐打破组织边界，资源配置更加灵活，协同机制前置内嵌，科研与教学、学术与产业、校内与校外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重新划定。
评价机制转型：从单一指标到多元成长
在今年西湖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学生代表胡烁怡分享了三年来的就读体验：“学校给予我们足够的时间、空间和包容度，为我们创造利于成长的环境，赋予我们试错的底气。”胡烁怡的话，正体现了西湖大学本科教育的特色。
调研发现，西湖大学对本科教育的培养设置是：两年通识教育加两年专业教育，学生在大二第一学期末，才会开始正式考虑“专业选择”。即使完成了选择，也并不意味着因此而受限，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和发展动态，申请更换学术导师。
虽然仅招收了四届本科生，但西湖大学已以高度多元化的学生评价制度引人瞩目。学校对本科生培养方案是“一人一策”“一人多导”。对西湖大学的教师们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学生具有喜欢提问并动手解决问题的特质。
教师评价体系的革新则更是直指“五唯”的痼疾。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表示，“教师的薪酬、考核、职称评定从不与论文数量挂钩，取而代之的是更‘硬核’的评价标准——研究是否瞄准世界科学前沿？是否推动了所在领域的实质性突破？”
评价的重心也由“量”转向“质”，让教师在学术探索和人才培养中找到真正的动力。“西湖大学采取的是PI制（项目负责人制），我们新入职的年轻学者也能担任PI，可以自行决定实验室怎么组建、研究什么方向，这意味着我们和资深教授在学术上都是平等的。而且学校是采取国际小同行评议，也不用担心论资排辈搞关系，关键还是看有没有真本事。”一位辞去海外教职入职西湖大学不久的年轻教师向调研组表示，他对这里的工作和生活很满意，学校的教师评价制度与长期支持计划，让他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学校目前已面向全球选聘了两百多位博士生导师，90%以上都是从海外直接引进。
文化生态构建：塑造新大学精神气质
郭奕龙去年受聘成为港科大（广州）的教师，来到学校后，他发现办公室的“邻居”均来自不同学科。“所有教师办公室都是随机分配的，而不是按照传统的学院和系别安排，学校文化是推动学科交叉融合，鼓励不同学科教师多交流。”
“教授治学”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核心办学理念，“教授会”拥有建议权。一名教授向调研组表示，他认为学校在多元共治方面的探索，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文化立场——尊重不同角色的价值，让多元声音碰撞，使大学在战略定位、资源引入、社会联系等方面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调研发现，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建立起非科层式的扁平化组织结构。黄楠本科毕业于南方科技大学，博士阶段选择了西湖大学，她认为这两所学校最吸引人的共性不光是研究条件优越，更在于都拥有去科层化与鼓励跨界的文化氛围。
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努力构建一种“开放式创新”的文化生态，将大学放进更广阔的社会网络中去理解与运行。福耀科技大学将学校定位为“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耦合”的交汇点，推进与龙头企业的共建共育、共研共享。深圳理工大学则将“共创文化”写入章程，从学生社团到科研平台、从课程共建到社区服务，倡导一种横向连接、共担共治的育人氛围。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构建开放协同创新生态等方面越来越展现出优势，并不断将大学塑造为社会创新与公共价值生成的活跃节点。
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打破传统边界，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全球协作，以颠覆性理念重构知识生产模式，以科技赋能重塑教育生态，并推动高等教育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创造’转型。”
追问：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小而精”模式的可持续挑战。“小规模、高质量、国际化”是许多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设定和追求的核心特质。然而，重塑一流人才培养的路径背后往往需要高度依赖外部资源的可持续投入。一方面，这些学校生均成本居高不下，学科覆盖面又相对有限；另一方面，社会捐赠与政府专项经费虽能支持重点项目，但对广口径的交叉学科、长期性的基础教学和成长型评价机制，则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一旦外部资源配置出现波动，原本作为优势的“小而精”，反而容易演变为“难以承受之重”。
制度创新的“接口难题”有待突破。制度创新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关键抓手。但调研发现，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实际运行中往往容易遭遇“形式上新、实质上旧”的路径依赖。一方面，内部治理结构虽趋于扁平，流程设计上也更具弹性，但在关键事项上仍需对接传统的行政审批、预算拨款、学位认定体系，创新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受限；另一方面，为了符合学科目录、申报要求或行政惯例，一些高校的新兴交叉平台不得不“回归传统”，在组织设置、学科命名上调整，拆解为传统一级学科以适配既有目录和审批流程，影响“快速组队、敏捷攻关”的组织优势发挥。此类制度“接口难题”还有不少，需要更多配套性改革的支撑。
评价机制的“双轨运行”增加成本消耗。许多高校在内部倡导“多元评价”“长周期考核”“过程性激励”，但在外部现实中，依旧不得不接受传统的“学术GDP”式指标导向——论文数量、项目额度、人才称号等依然是资源分配与学术晋升的“硬通货”。调研发现，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在成果产出中也常有是否符合指标需求之惑；不少学生在校内通过跨界课程、项目制学习积累了丰富的成长经历，但在学位认证和学科评估中仍需“贴标签、填代码”，将成果重新归入传统框架内。这样的“双重接轨”让学校始终处于摇摆状态，不仅增加了制度协调成本，也削弱了育人逻辑的连贯性，影响教育模式创新。
展望：以融合创新引领未来
当前，在全球知识经济浪潮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并进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正面临深刻变革。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瞄准未来国际高端人才市场，自主培养大量兼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新型人才，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新型研究型大学要以全新动能有效激活我国高等教育融合创新发展，有力支撑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的战略布局。
借高校分类改革东风，做牵引高等教育融合创新的“新引擎”。高校分类改革的目标，不但要让不同类型高校找到合理定位，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共创发展。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并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经蹚出一条新路。应通过产业运作与市场机制，打通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院校之间的连接，构成“知识生产—技术转化—技能应用”的生态链。比如同城的南方科技大学可与深圳技术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协同发展，南方科技大学聚焦量子计算、新材料等基础研究领域，研发成果通过联合实验室向深圳技术大学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输出，转化为智能制造、微电子等应用型专业课程体系，最终通过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相关企业的“双师制”培养，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教育闭环。这样，不同类型院校能更好实现错位、协同发展。
面向全球挑战，做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新引擎”。应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与海外高水平大学及研究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共设学位项目，帮助学生在多元文化中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成为具备全球视野的创新型人才。在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碳中和科技等前沿方向，可率先探索设立跨国“微学位”，并积极参与构建以创新价值、技术突破与政策影响力为核心的国际人才评价体系，使毕业生不仅具备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创新能力，也能在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建立长周期、贡献导向的评价机制，做牵引高等教育机制创新的“新引擎”。应进一步发挥新型研究型大学灵活的办学及管理机制优势，以及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评价机制优势，并牵动更多高校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进行更多探索。国家层面在对新型研究型大学评估时，应更加关注其在攻克“卡脖子”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等方面的实质贡献，逐步淡化论文数量、项目经费等量化指标。在学校层面，应完善“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和“一人一策”成长档案制，支持教师开展长周期、跨领域研究，鼓励学生参与自主课题、创业实践和学术间隙年探索，让“敢于创新、包容失败”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制度底色与文化基因。
（作者：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调研组成员：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先哲，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教育创新与实践研究所副研究员朱俊华，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秦琴，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教育创新与实践研究所研究员马近远；本报记者赵婧、季雅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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